在我小时候记事起，父亲已经是乡音粗犷鬓毛衰。他那苍老的脸上已布满了一道道沟坎似的纵纹，一双粗糙的大手，整天忙着耕耘那片土地，到了冬天他那十个手指都是血迹斑斑，一道道像刀口似的裂痕疼的他日夜难眠。父亲是兄弟姐妹五人中的老大，年轻时就执掌着家庭这艘帆船航行，在父亲的一生中，他执掌这艘帆船不知经历了多少风风雨雨，坎坎坷坷，走过多少艰难曲折的人生道路。他年轻的时候是战争不停，动乱不止。战乱的岁月里，他不仅支撑维护全家的生活，他还要用肩挑着弟妹带着全家东躲西藏，躲避战乱的袭扰。经过多年战乱的煎熬，好不容易盼到战乱停止，过上几年安定太平的日子，就遇到三年自然灾害加上大跃进的因素，本来好端端丰衣足食的日子，家里却清贫如洗，吃了上顿就没了下顿，有时整天都揭不开锅，生活过得很艰难。

    父亲过去读过私塾，有一定的文化知识，在大跃进时被派到县里一个煤矿当会计，离家很远，无法经常回家，不能照顾家里的父母妻儿老小。为了照顾家庭，父亲主动辞去了会计工作。六十年代初期，人民公社里有文化的人毕竟很少，公社领导又把他派到邻村大队当会计。三年自然灾害的年代里，没有一顿饭能填饱肚子，公社食堂发放饭票打饭，为了家庭子女生活，他每天都忍着饥饿，节约微不足道的饭票换取一点大米。我记得每个星期天他带回一小袋米，大概也只有一斤多，这一小袋米对家里来说是雪中送炭。用这一斤多米再参上一些杂菜煮一锅米粥，全家人能吃上一顿饱饭，那个年代能吃饱是最大的满足，感到很幸福了。我曾记得，有一次我们兄弟三个来到父亲工作的大队，去的目的也是想吃顿饱饭，没有其他要求。记得那时正是南瓜收割季节，锅里煮了点米饭和大半锅南瓜。饭好后，父亲把我们每人装一碗饭，锅里剩下的也就是锅巴了，父亲把南瓜装在碗里，上面用锅巴掩盖上蹲在旁边吃。这顿饭对我们来说就像是过年一样，我们吃了一顿饱饭，但对父亲来说又要忍受几天的饥饿了。

    在那三年自然灾害里，父亲是度日如年，支撑着家庭这艘船航行。1961年，农村实行大包干责任制，田地分到各家各户耕种，日子刚刚有了转机，母亲却得了重病，由于没有钱治病，不久母亲就在病魔的摧残下去世。对父亲来说母亲的去世犹如搏击风浪的帆船折断了半个桅杆。家里上有年迈的母亲，下有四个未成年的子女，最大的是我的大哥只有十二岁，最小的是我的四弟只有四岁，家庭重担如同一座大山压在父亲一个人身上。不论家庭如何艰难和困苦，父亲以他坚强的毅力，支撑着这艘船继续向前航行。

    随着岁月变迁，子女一个个慢慢长大，逐渐成家立业，家庭的日子也慢慢的好转。父亲已是年迈的人，本来可以享受子女的福分了，可他却依然坚持耕种，如果那个子女负担重些，就用田地的收入来贴补子女的家用。父亲对子女的工作是倾心支持，他这种对子女无微不至的关怀和教诲使我永生难以忘怀。我在部队服役十几年，包括复员到单位工作的几年里，不管家里发生什么样难事，从不写信告诉我，怕影响和牵累我工作分心。奶奶从80年到83瘫痪卧床不起三年多，他从没跟我说，直到奶奶去世我才知道这个事情。奶奶的去世，对我来说有着极大的悲痛，因为从小都是奶奶给我们洗、烧、缝、补，拉扯长大，但也体量父亲的用心。有一年父亲放牛过桥，由于牛望呆前蹄踏空，连人带牛一起坠下桥底，幸运的是枯水季节，桥下无水，当时就不省人事，在医院昏迷三天两夜，住了半个多月医院才挽回了生命。有一年父亲种田插水稻秧感染细菌，手指出现溃烂严重影响生活劳动。由于无法找到病因，伤口愈合后又复发，反反复复，大哥他们带他到上海、南京、杭州等地治疗，治疗两年多时间无效果，有的医院专家甚至建议采取手臂截肢的治疗办法，最后还是在杭州市立医院，采取切去溃烂的肉进行冷冻法化验，结论是孢子细菌感染，找出了病因后才将手指治好。以上所有这些事都是后来在我探亲时才知道。

    父亲人生道路是坎坎坷坷的一生，在他生命最后的时光里，他躺在病床上，滴水不能进，身体越来越虚弱，他那枯瘦如柴皱褶遍布的身体让我心悸，现在我才明白，那令人不安的东西其实是层层累积、沉淀、发酵的时光，是一种过早预知又不可避免的存在。

    在他86年的航程最终点。他的身体似乎成了床榻的一部分，或者说是一张床，瘦硬的骨头仿佛床板，残余的皮肉仿佛床单和垫絮，每天他都睡自己的身体里。从白昼到黄昏、到黑夜、再到黎明，这时他最先听见是鸡舍里的大公鸡打鸣，一声长、一声短、一身尖锐、一声低沉。可是他早就醒了，对于他来说，醒和睡之间并没有界限，也都没有梦，只有微阖的双眼或身体某个地方迷迷糊糊的疼痛和煎熬。他努力想要进入梦境，然而只能在梦的边缘徘怀。他为此忧伤，并充满恐惧，而这恐惧，自然并非是因为无梦可做，而是因为他总感觉他要永远要去的地方。